隋末逐鹿记(3)

在兵制上，窦建德所率部伍采用了胡化的军事组织；在将领的选择上，任用最为骠勇善战者的同时，也吸收了山东士子和隋朝官吏进入其集团内部。据《旧唐书》卷54，“初，群盗得隋官及山东士子皆杀之，唯建德每获士人，必加恩遇”。破宇文化及后，窦建德“又以隋黄门侍郎裴矩为尚书左仆射，兵部侍郎崔君肃为侍中，少府令何稠为工部尚书。自余随才拜授，委以政事”。因此，窦建德所统领的集团实际上包括山东豪杰及山东士子、隋朝官吏两部分。

除新归附的宇文化及以下的隋朝官吏外，最初与窦氏共同举事的士人与胡化性强的山东豪杰的结盟是较稳固的。窦建德集团是一以胡化性更强的山东豪杰为中心，集合士人参加的集团，因此，这一集团内部重大事件的决策，仍主要受山东豪杰影响。刘斌劝窦建德救王世充时说，“若唐军破后而郑可图，则因而灭之，总二国之众，乘唐军之败，长驱西入，京师可得而有，此太平之基也”。窦建德救郑，进军洛阳，仍未脱离山东豪杰视洛阳为中心的窠臼[5]。当军队在虎牢不能前进时，建德部下对战略问题进行了探讨，《旧唐书》卷54记载:

凌敬进说曰:“宜悉兵济河，攻取怀州河阳，使重将居守。更率众鸣鼓建旗，太行，入上党，先声后实，传檄而定。渐趋壶口，稍骇蒲津，收河东之地，此策之上也……”建德将从之，而世充使长孙安世阴赍金玉啖其诸将，以乱其谋。众咸进谏曰:“凌敬书生耳，岂可与言战乎?”建德从之，退而谢敬曰:“今众心甚锐，此天赞我矣。因此决战，必将大捷。已依众议，不得从公言也。”

窦建德未必不知道依凌敬之言，郑围即解。但诸将意在洛阳，即使没有长孙安世的重金行贿，对山东豪杰而言，直趋洛阳也比“太行，入上党”更有吸引力。杨玄感、李密、窦建德之败，主要原因都在于洛阳作为政治中心对山东豪杰的影响上。

唐平定东都后，窦建德与王世充同时作为俘虏，被送到长安。唐高祖释王世充而杀窦建德，史家多以为不公。实际上，窦建德必遭诛灭，是因为他领导的是一支胡化性强的山东豪杰与士人结合的部伍，这个集团中无论山东豪杰还是士人，均难为大唐所用。据《旧唐书》卷54，窦建德失败后，其妻兄及所俘隋朝官吏如裴矩等降唐，这部分隋官如魏征等分别为唐高祖、太子建成及秦王李世民所用，但窦氏集团的核心士人并未降唐。据《隋书》卷76《文学传》记载，窦建德中书令孔绍德在建德败后伏诛；中书舍人刘斌专事刘黑闼，后与黑闼奔突厥，不知所终。这些士人均未能效忠新主。武将也是如此，除最早归降的普乐令程名振和胡大恩外，这一系统的山东豪杰极少致用于唐者，他们与久奉关陇贵族为主的黎阳、瓦岗寨系统的山东豪杰迥然不同。正因为窦建德统帅的是这样一个稳固、自成体系而不能纳入关陇势力的集团，唐高祖才斩杀建德，以绝这一集团之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