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淖记事(20)

老鲁这一辈子“下来”过好几次。他在上海南京都住过。下来时，大概都有了点钱。他说在上海曾有过两间房子，想来还开个小铺子的。南京他弄过一个磨坊。这是抗战以前的事。一打仗，他摔下就跑了。临走时磨坊里还有一百六十多担麦子。离开南京，他身上还有点钱，钱慢慢花完了，“又干上咧”。老鲁是“活过来的”了。他不大怀念那个过去。只有一次，我见他颇为惘然的样子。黄昏的时候，在那个茶棚前，一队驮马过去。赶马的是个小姑娘，呵斥一声，十头八匹马一起撒开步子，背上一个小木鞍桥郭搭郭搭敲着马脊背直响。老鲁细着眼睛，目送过去，兀立良久。他舌尖顶着牙龈肉打了个滚。但在他脱下军帽，抓一抓光头时，他已经笑了：“南京城外赶驴子的，都是十七八岁大姑娘，一根小鞭子，哈哧哈哧，不打站，不歇力，一劲儿三四十里地，一串几十个，光着脚巴丫子，戴得一头的花！”这么一来，那一百六十担麦子不能折磨他了。老鲁在他的形容中似乎得到一点快乐。“戴得一头的花”，他说得真好。

可是话说回来了，一百六十担麦子是一百六十担麦子呀，不是别的。一百六十担麦子比起一斗四升豆子，就显得更多了。也难怪老鲁要提起好多次。老鲁爱的是钱。他那么挑水，也一半为钱。“公家用的”水挑完了之后还给几个有家眷自己起火的，有孩子，衣服多，不能给人洗的，挑私用的水。多少可以得一点钱。有人问老鲁，“你要钱干什么？”意思是“你这么样活了大半辈子，还对这个东西认识不清楚么？”有人且告诉他几个故事。某人某人，赤手起家，弄了三部卡车，来回跑缅甸仰光，几千万的家私，一炮也就完了。护国路有所大洋楼，黄铜窗槛绿绒帘子，颤呀颤的沙发椅子，住了一个“扁担”。这扁担挑了二十年，忽然时来运转发了一笔横财，钱是有了，可是人过的极无意思。到了大场面，大家因他是财主，另眼看待，可是他刘姥姥进大观园，手足无措，一身不自在。就是自己家里白瓷澡盆都光滑冰冷用着不惯。从前的车站码头上一块吃猪耳朵闷小肠的朋友又没哪个敢来攀附他，实在孤独寂寞，整天摸他的大手。再说，三十年，一个马车夫得了法，房子盖得半条弄，又怎么呢，儿子们整天为一块瓦片吵架，一家子鸡犬不宁。老鲁说：“话不是这么说。”眼珠子是黑的，洋钱是白的。我家里挣下的几亩田，一定教叔叔舅舅占了，卖了。我回去，我老娘不介意，欢欢喜喜的，‘啊，我儿子回来了！’我就是光着屁股也不要紧。别人嚷，我回来吃什么？”是的。于是老鲁要攒钱，找钱。到我们这里来，第一着是买了一斗四升豆子。老鲁这回下来时本有几个钱，约十万多一点。（我们那学期的薪水一月二万五。）他一来的确做了不少次主人，请老校警喝酒的。连吃带用，又为一个朋友花了四万元。那个朋友队伍上下来，带了一支枪，想卖，路上让人查到了，关起来，老鲁得为他花钱。剩下那点钱，他就买了豆子了。他这大概是世界上规模最小的囤积了。他想等着起价，不想什么都涨，豆子直跌！没法，卖给拉马车的。自己常常看见那匹瘦骨嶙峋的白马，掀动大嘴咯嘣咯嘣地嚼他的豆子。可真气人，一脱手，价钱就俏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