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的精神(11)

狄特·李维忘记了有太多残暴狠毒的刑罚条文被收在十二铜表法里[220]，所以，他才说出“图鲁斯·霍斯提留斯以车裂的方式处死麦提乌斯·苏菲里乌斯这个阿尔巴的独裁者，是罗马人首次也是最后一次用惨无人道的酷刑处决人”[221]这样错误的话。

有一些作家与诗人写了一些文章和诗歌，因为有些对政府有抨击性的言语而被处以极刑，这无疑揭露了十大执政官希望达到某种目的的打算，他们怕这些提倡自由的人，怕这些激发出人们内心潜在的自由梦想的作品[222]。然而，那里的人民却把这些有头面的人遭受羞辱看作一种乐事，这是共和精神所不提倡的。

十人团被赶下台后，颁布了拜尔希安法，严令禁止对罗马公民处以死刑。虽然并没有发表什么废除原来刑罚的声明，可是法律规定的那些刑罚却没人执行了，其实也相当于废除。

也正是这个时期发生的这些事情，让狄特·李维在谈到此事时发出“罗马人民从来没有对宽和的刑罚如此喜欢过”[223]这样的感慨。

这个时期，罗马的刑罚得到减轻，就连被告人在受审前也有自由活动的权利。很显然，罗马人遵照的正是共和政体的精神，而这也正是我观点。

克纳里法出自苏拉之手[224]，其最大的特点就是谋杀罪太多，于是谋杀犯到处都是，让人不得不对他制定此法规的目的产生疑问，难道他只是在为犯罪定一个罪名？再看看他用的除了挖坑、设套、使绊子，这些阻碍公民道路的都手段外，似乎没什么可取之处。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不知道残虐的政治、无政府状态与自由根本不是一个概念。

在苏拉的法律中，对被流放到边远地区的罪犯，只有不准返乡的规定。他忽略了一点，如果这些罪犯是富人，如果他们手中还有大量的财富，他们在流放地照样是富人，照样可能做违法的事，甚至会更加猖狂。恺撒之所以在法律中增加没收流放人员财产这一条[225]，就是考虑到这一点。

那些君王们施行军事专政，本意是为了威慑臣民，加固自己的专制独裁统治，可是没多长时间他们便发现，军政府对自己何尝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思来想去，他觉得应该设置一些爵位，对爵位的尊崇敬重之心也就会随之出现，如此一来，军政府的可怕程度就会被大大降低。

政府逐渐朝君主政体靠近，刑罚便形成了力度不一的三个类型[226]：第一类是身份尊贵的人，他们犯了法可以从轻处理；第二类是中层官吏，刑罚稍重；第三类就是出身卑微的人，只要犯法就是酷刑。

马克西米努斯[227]简直就是一个疯子，在他的统治下，军政府不但没变得宽和，反而被他的凶狠残暴刺激得发怒了。对于他的行径，卡皮托里尼[228]这样写道[229]：“元老院得到消息，他把人钉在十字架上，把人拉去喂野兽，把人塞入刚剥下的兽皮做的袋子里，肆无忌惮地践踏着他们的尊严。他这哪里是处理民事，分明是在执行军纪，而他就是这样说的：一切参照军纪。”